○ 郝惠谋
在字体演变的过程当中，“正体”和“草体”是首先需要明晰的概念。郭绍虞在 《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中说：“凡是对于字体有整理规定的作用的，如：《史籀篇》《仓颉篇》以及后世所谓《三仓》或《石经》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文字的正体。凡是为了书写便利，或减省笔画以趋约易，或随笔转折不求整齐，这些又都可看作是文字的草体。”①王凤阳在《汉字学》中将这两个概念定义为“标准体”和“应用体”，他说：“同一个时代并存有两种书体，并存有标准体和应用体，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规律性的现象。”②并且，他认为：“这种字体的对立统一，不仅汉字中有，世界各种文字也都存在。”③
如果将汉字的演变划分为“先秦——秦代”“两汉”和“魏晋——盛唐”三个阶段，所谓的“正体”和“草体”则代表了汉字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表现出来的官方样式和民间样式。如果将广义的大篆看作是汉字的源头，并将字体演变的脉络定义为不同阶段的草体自我完善的经历和不同阶段的正体分别定型的过程。那么，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三个阶段的字体演变规律总结成图示的样子。
字体演变示意图
李永忠在《草书流变研究》中将这种规律解释成“前一时代的草体可能成为后一时代的正体，该正体又会引发相对应的草体④。”其实，前一时代的草体并不是直接发展成了后一时代的正体，而是随着字体演变的深化，逐渐发展成为类似于古隶和章草这样的阶段性成果，而这种阶段性成果又进而发展成后一个阶段的草体和正体。于是，正体固定下来，成为此次字体演变在官方样式上的完结，草体则又继续自我完善，并发展成下一个阶段性成果。因此，草体不是向正体转换，而是处在自我完善的持续进程当中。
刘长卿《东湖送朱逸人归》34cm×46cm 纸本 2018年
在字体演变的过程当中，随着既有字体的逐渐增多，后来的发展阶段也变得愈加复杂。
如图所示，古隶在向正体发展的方向中稳定成了汉隶的同时，它向草体发展的方向却不再只有一个脉络，而是包含了草化程度不同的两个分支，他们分别形成了后来的今草、狂草和行书、楷书。这一点，就与广义的大篆发展成作为正体的小篆和作为草体的草篆有了明显的区别。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单的俗体。”⑤这里所说的“俗体”，裘先生在后文中将其定义为“新隶体”，即图示中的“草体2”。并且，他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字体的特点：“这种俗体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⑥值得一提的是，裘先生还提到另外一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八分和章草是分别由古隶的正体和俗体发展而来的。这跟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演变为小篆，俗体发展成隶书的情况很相似。”⑦于是，要么章草和裘先生所谓的“新隶体”之间存在具体的源流关系，要么我们只能把古隶在草体方向上的发展分成两系来看。显然，本文是立足于后者来谈的。
黄庭坚《山谷题跋》一则 34cm×21cm 绢本 2018年
此外，这种复杂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今草和狂草并不是书体发展过程中由此及彼的两个阶段，他们类似于行书、楷书的关系，是同一发展阶段上的两种不同的书体形态，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所属关系。正如行书不属于楷书体系、楷书亦不属于行书体系一样，狂草也不是今草体系中的一种形态，它与今草都是章草通过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形成的一种完成式的书体，他们在书体上的地位等同于先前的小篆和汉隶。之所以很难将今草、狂草的区别与行书、楷书的分野等同起来，是因为行、楷二体几乎同时出现，不存在从一方发展到另一方的嫌疑，而今草和狂草的关系却恰恰相反：今草最晚在南朝时期已经普遍，狂草则无论是具体的作品，还是在书论当中被提及，最早都在唐代。二者时间跨度之大、书体样式之密切，都容易让人将其定义为“今草发展成狂草”的关系。如是，今草和狂草便至少有一方失却了书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而书体演变的终结期也从唐代被错误地提前到了六朝时期。严格地说，成熟的、完成式的汉字书体有小篆、汉隶、今草、狂草、行书和楷书，而大篆、草篆、古隶、章草等均是书体演变过程当中的阶段性成果。
元好问《外家南寺》34cm×41cm 纸本 2018年
最后，本文也有必要对图示中“草隶”和“隶草”的表达方式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将“草隶”和“隶草”等而视之的观点，古往今来，实在不乏。王蘧常《章草典型概述》云：“草隶，未知所始。史志屡载书家如卫觊等善草隶，亦曰隶草。”⑧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云：“在中国书法史上，草书系统分别有隶草（亦称草隶）、章草、今草三种形态。”⑨不一而足。
本文并不主张把“草隶”和“隶草”完全等同起来。严格地说，草隶尚属于隶书体系，它是一种草率的隶书；隶草则已跨越到草书体系，它是一种仍存隶意的草书。古人不习惯理清概念，久而久之，篆、隶或行、楷之天渊之别尚能明晰，可“草隶”和“隶草”这种近似孪生兄弟的关系便越发说不清楚了。清人郑文焯《草隶辨》把《杨绍墓刻》《净土寺二十八宿井中宋鸭子砖文》《张猛龙碑阴》《古宝轮禅院舍利塔记》等作品归为“草隶”，并认为这些作品“足考见草情隶韵”。可见，“草隶”至少尚未进入草书体系，而只是具备了些许的“草情”而已。无独有偶，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也以多件使用古隶的简牍作品为例，认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字虽然写得草率，字形构造仍然跟一般的古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作草率的隶书，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⑩。”
在“隶草”一边，赵壹《非草书》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⑾ 李永忠认为，在赵壹的解释中，从隶草到草书之间并没有什么过渡、递进或转折的关系，又因为赵壹对“隶草”的赞语——“临事从宜”——乃引自崔瑗《草书势》，故而，“隶草就是草书 ⑿。”因此，本文分别用“草率的隶书”和“仍存隶意的草书”来代替“草隶”和“隶草”，以期后来方家更为准确和简易地命名。
注释：
①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参见《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② 王凤阳：《汉字学》（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178页。
③ 同上。
④ 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9页。
⑥ 同上。
⑦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6页。
⑧ 转引自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⑨ 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参见《书法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4期，第74页。
⑩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5页。
⑾ 赵壹：《非草书》，参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⑿ 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孟云飞转自《南风》 2018年第26期）
【汉字与民俗】
作者：李洪智 高淑燕（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记忆留存，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汉字发展数千年一脉相承，但形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丰富的字体样貌。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从古文字阶段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演变到今文字阶段的隶书、楷书、行书，每种字体都与文化相关。
形体功用与礼仪制度
与表音文字的线性结构不同，汉字是二维结构，被称为“方块字”。字形方正、中宫平稳，这种字形寄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与审美心理，是中国人内在秩序感与规则意识在汉字书写中的体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说：“凡字无论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结之处，是为字之中宫。”这里的“中宫”指一个字的中心部位，是字的重心，或称“精神挽结处”。结字时笔势均指向字的重心点，从而聚合成一个整体，即“八面拱心”。“中”是先民朴素的哲学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汉字书写时，结构与笔画间讲究协调与平衡，不偏不倚，有节制，强调中和之美，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正字观念。
如果按照字体的性质、功用进行分类，汉字字体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正体、草体与花体。正体即历代官方运用于正式场合的标准体；草体是用来提高书写速度的字体，形体简略；花体是经过装饰加工的正体或草体（或者是不同字体的杂糅体），即所谓美术字，带有明显的工艺性质。每个时代都有其正体及相应的草体，草体依附于正体而存在。上一个时代的正体和草体会遗留至下一个时代而成为“古体”。
正体往往用在庄重的场合，因为其字体样貌呈现出以下共性：笔画形态起止分明，结体取势谨严稳重，行列排布整齐有序，整体形态雍容大度。
西周时期，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即官员将代表王室规范的正字正体诏告于天下，体现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向心力，说明汉字书写同时具有教化意义。钟鼎器物是王权的象征，也是立国重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其载体一起，庄重、肃穆，呈现出一种庙堂之气，成为正体字的滥觞。如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毛公鼎，其铭文字形方长，结构匀称，笔画稳健，开启了中和之美的书风。此后，秦始皇推行小篆，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构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使官方正式字体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小篆虽将书写中的平衡与对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却成为正体古文字的终结。隶变之后，圆转屈曲的线条为笔画取代，经过汉初的沉淀，汉隶愈发稳重、沉着。官定的标准隶书，蚕头雁尾、左挑右磔、结构规整，体现了八分作为当时通行字体的规范化特征。至唐代，在官方权威规范与众多书家的推动下，汉字正体的演进至此达到完全成熟，“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的楷书成为沿用至今的正体字的典范形态。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正体字的产生、发展与王权政治不无关联。正体汉字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逐渐促成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大一统。工稳、规范的正体是对正式场合中权威性、秩序感、仪式化的表达。与日常生活中随意的书写有所不同，汉字字体的选择要符合礼仪的规约。钟鼎器物、碑碣题铭要选择当时的正体字以示郑重。受“以古为尊”的风气影响，铸刻用字也有选择前代正体字的，如唐欧阳询所书《房彦谦碑》，并未选择当时的正体字楷书，而选择了八分。再如，碑额所用字体除选用当时的正体字之外，更多选用小篆。与正体不同，草体通常运用于非正式场合，如草稿、书信、便条、药方等日常书写，字体不拘，行书、草书等活泼自由的字体皆可选用。
字体更迭与通变达权
汉字字体的更迭体现了中国古人适应客观世界的变通能力：顺应人的主观需求、右手执笔的生理习惯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这是汉字之所以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影响汉字形体演变的因素比较复杂，追求书写便利始终是重要的推动力。每个时代的草体由于更加符合简便快速的诉求，往往成了汉字形体演变史上的突破力量。郭绍虞指出，草体基于其动而易变的性质成为字体演变的关键，草体刺激并促进了正体由形体繁复、不便书写向形体简约、便于书写演进。
从已有出土文字材料来看，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而以小篆为正体的时候，民间流行的却是形体简便的隶书。所谓“隶书”就是“徒隶之书”，其地位明显不高，可以视为当时的“草体”。但到了汉代，隶书以其书写上的强大优势，逐渐形成左右开张的字体样貌，既实用又美观，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小篆，成为当时的正体。到王莽时期，有所谓“新莽六书”，其中虽有受尊重的“古文”“篆书”，但从地下出土的简牍材料看，大量字迹都是隶书及其草体。到东汉，绝大多数碑刻都是用隶书书丹，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顺应时势承认了隶书的正体地位。
汉字由古文字向今文字演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古文字不便于书写，甚至有一些笔画的行笔方向违背了右手执笔的生理特点。隶变之后，汉字的笔画形态及行笔方向明显更加适应右手执笔的书写生理基础。所以，王凤阳《汉字学》说：“追溯汉字字形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追溯用生理习惯改造当初的社会习惯的历史。”
汉字形体还随着载体的改变而演进。《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纸张出现之前，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汉字的书写必然限制在狭长的竹木简之中，这对汉字形体的影响可想而知。纸张通行之后，汉字形体也随之发生变化。相较竹木简而言，纸张幅面扩大，汉字书写在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向上不再受到拘束，这为“方块字”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可以说，纸张在汉字书写上的普遍应用是促进隶楷之变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纸张的应用还为草体字与字之间加强牵连提供了基础，从而与隶书阶段的草体在样貌上形成明显的差异。
字体演变与“爱美之心”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概括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具体到“形美”，启功说得更详细明了：“汉字形体，当然最初仅只是生活中使用的符号，用它的人又不断地在使用中把它美化。为了使用的方便，于是它又不断地被简化。奇妙的是，在简化过程中，即伴随着美化加工，并不是管美化的不管简化，管简化的不管美化。”可见，将字形处理得更加美观也是汉字形体简化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先贤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歇。审美意识深刻影响了汉字形体的样貌，甚至不惜损失一部分字的表意能力。黄侃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举例论说“笔势变易”时指出：“省形省声者，为变繁赜，若非求字体之茂美，自不得有此。”“省变无常，皆为悦目。”形声字的声符或义符被省略了一部分，自然不容易分辨出声符或义符是什么，会影响人们对其构意的理解，但这是先民为了字形悦目而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在汉字各种字体的更迭过程中，笔形、结字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的结果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字体样式，古人对美的追求也潜移默化地熔铸其间。尽管不同字体都有各自独特的美感，但总的来看，汉字的形体演变乃是在美化理想的驱动下不断趋于规整的过程。尤其到今文字阶段，每个字符都被规整为扁方（八分）乃至方块（楷书）的形状，这是先民不断对汉字形体进行调整的结果。
注重字符的美观，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爱美心理，又是载道、传道的需要。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直接影响到汉字形体演变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每个时期大量的汉字字形反映出来。书法艺术的产生便与这种对于美的不懈追求息息相关。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2日 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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